巴中辦理400電話（巴中服務聯系方式）

　　　

巴中辦理400電話

圖為巴中市農民工維權中心工作人員向農民工發放追討回的工資。

作為農民工輸出大省，早在2003年，四川省委農工委就組織成立四川華西農民工救助中心，并在各市、州組建分中心。轉眼十多年過去，維持至今且運行良好的非巴中市莫屬。2017年5月，已更名為巴中市農民工維權中心的該機構由巴中市委農工委整合到巴中市總工會，成為名副其實的副縣級事業單位，編制從4個增加到7個。

16年來，該機構共為6萬余名農民工成功索賠及討薪8.3億元，僅2018年就為農民工成功追討工資1.1億元。化解各類群體性事件60余起，協助勞動監察部門督促80余家建筑企業為4萬余名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險，共接待來信來訪及政策咨詢近10萬人次。

多年維權實踐，巴中總結出十分寶貴的“3+1”維權經驗。巴中市委常委、市總工會主席袁聞聰說，除此之外，“巴中經驗”離不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也離不開一位領軍人物長期以來心系弱勢群體的敢于擔當。

此人就是巴中市農民工維權中心副主任王曉榮，為農民工維權走遍大半個中國。2015年，王曉榮被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

十六載維權風雨兼程

1991年王曉榮退伍，不久就參加四川大學法律專業自學考試，1997年獲得本科文憑。“我的初衷是要用所學法律知識，為弱勢群體維護權益。”王曉榮說。2003年，四川華西農民工救助中心巴中分中心成立，王曉榮終于稱心如意，有了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

“從2011年起，農民工傷殘死亡事件漸漸少了，而欠薪事件越來越多，特別是2013年起，因全國房地產行業下滑，各類欠薪事件層出不窮。”王曉榮說，有的欠薪事件追根溯源要推到四五年前，2018年7月，他們在甘肅省甘南州處理的一起最為典型。

事情源于2014年，當地修建一座大酒店。工程于2016年竣工并投入使用，但業主以35個衛生間存在質量問題為由硬要扣除76.2萬元農民工工資尾款，不僅如此，還強迫農民工代表寫下“農民工工資已結清”及“因偷工減料自愿承擔賠償責任”等字據。

王曉榮一去，對方就振振有辭拿出這些字據。于是他反問：“工程經過驗收了嗎?”對方答：“不驗收我怎么開業?”接著王曉榮說：“既然已經開業使用兩年多，怎么會存在質量問題?”后經調查，所謂質量問題純屬業主方雞蛋里挑骨頭，故意找茬。面對來自業主的壓力，王曉榮沒有退卻：“身上的光環不能成為你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理由!作為黨員，你應該帶頭執行黨中央、國務院有關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規定!”一席話說得對方啞口無言，次日對方如數兌現76.2萬元的款項。

16年來，王曉榮經手的農民工維權行動成功率在95%以上。2016年，110余名巴中農民工在山東省寧陽縣一工地被拖欠工資300余萬元，王曉榮受命前往。經查，系開發商實力不足，資金鏈時常斷裂，導致數次停工。談判席上，當地建管部門一領導聲稱：農民工故意拖延工期，不服從管理，欠薪有理由。聞言，王曉榮沒有客氣：“這是典型的地方保護主義!不但不解決問題，反而助長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惡劣行徑……”說話間，他感覺頭痛欲裂，但他還是堅持與對方唇槍舌戰，直到成功幫農民工要回血汗錢。

回到巴中，王曉榮立馬住進醫院，后確診為顱內出血，立刻被送進重癥監護室，醫生告訴家屬，病人隨時會有生命危險!經過6次脊柱穿刺及其他治療，王曉榮總算從鬼門關撿回一條命。

透析欠薪深層次原因

巴中市總工會主席袁聞聰介紹，根據最新數據統計，巴中市外出務工人員有119萬人，其中季節性(半年以下)務工67萬人，常年性(半年以上)務工52萬人。近年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比較突出，一些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不同程度侵害。

2017年，王阜新400固話如何收費曉榮處理一起涉及827名農民工被拖欠3600余萬元工資的事件。經過深入調查，他發現農民工時常被欠薪的主要原因。

工程所在地為山東省梁山縣，最初系江蘇一個企業家借山東某大型建筑公司的資質拿下工程，然后通過民間融資動工修建，期間因債務關系，工程又以抵債方式轉給另外三個人，這三個人不懂工程，于是另外請人總負責，隨即因資金鏈斷裂導致欠薪。

“資質掛靠和層層轉包，這是建筑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王曉榮說，在他經手幫助農民工討薪的案例中，這種案例占比超過70%，“這些案例中，有的業主單位或者開發商，除了一塊地什么都沒有，然后就開始收取保證金招攬建筑商墊資修建，拿到工程的建筑商便以收取管理費和保證金的方式將工程轉包，接下來便是層層收取保證金層層轉包，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必然導致農民工工資被拖欠，農民工去討薪便層層推諉。”

“有些人鉆法律空子，工程完工卻以種種理由不辦決算，導致農民工明明工資被拖欠，但無論走到行政執法部門還是司法部門都無法被受理，因為缺乏白紙黑字明明白白欠薪的證據。”王曉榮說，這種因企業家主觀惡意而導致農民工工資被拖欠也是常見原因。《刑法》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但真正因此入刑的卻寥寥無幾，原因就在這里。

另外，王曉榮認為，農民工被欠薪也有主觀原因，其自身法律、風險意識淡薄，有時明知對方拿不出錢，或是知道工程涉及復雜利益關系，但還是抱著僥幸心理承接，到最后，處于利益鏈條最底端的農民工，權益受損往往在所難免。

“巴中經驗”破解老大難

如何解決農民工被欠薪的老大難問題?王曉榮認為農民工輸入地要認真落實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加強建筑市場行業監管力度，建議將農民工權益保障列入各地目標管理體系，實行一票否決制，加大惡意欠薪及失信、違約行為的懲處力度，加大對地方保護主義的打擊力度。

作為農民工輸出地，巴中市市長何平說：“人民政府為人民，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依法保障農民工工資及時足額發放，是政府的政治責任和使命擔當。面對農民工求助事件增多趨勢，我們充分整合司法、行政、群團、協會組織的力量，聯手開展維權工作。”

對于農民工的求助，巴中堅持“有求必應、有困必幫、有難必助”。“在幫助方式上，我們實行因地制宜、因案施策，涉及人數少、拖欠金額不大的，給予維權指導，向事發地電話協調、發函促辦，確保問題在最短時間內得到解決;對10人以上的群體欠薪和重大傷亡案件，我們就派出維權工作組實地維權。”袁聞聰說。據悉，經巴中歷屆市委、市政府領導簽批的農民工維權求助信函達400余件次，并全部由巴中市農民工維權中心成功處理。

實踐中，巴中摸索出“3+1”維權經驗。即“代理投訴、公函引路、依法調處+維穩并重”。袁聞聰解釋說，所謂“代理投訴”，即接到農民工維權求助后，首先由市維權中心向國家投訴受理辦公室或事發地省、市長網上公開信箱反映情況;所謂“公函引路”，即市政府開具“巴中市政府介紹信”，維權工作組攜介紹信赴異地現場維權，以此作為引起當地黨政部門重視的“敲門磚”;所謂“依法調處”，就是維權工作組依法開展調處工作，合法權益決不讓步，合理訴求據理力爭。

什么又是“維穩并重”呢?袁聞聰說，就是堅持“維權與維穩并重”，針對討薪者爬吊塔、圍堵政府等過激行為，有針對性地開展《刑法》及《治安管理處罰法》宣講，“以案說法”對農民工進行法律知識培訓。“這套辦法很有效，既破解了異地維權可能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又阻止了惡性討薪事件發生，使得95%以上的求助案件得到妥善解決。”

此外，巴中還作出一些規定，比如，維權人員外出實地維權，至少要保證有2人同行;可能遭遇人身安全威脅的，公安部門要派出干警隨行保護;市政府每年在四川省人民醫院為維權人員安排一次體檢;維權人員生病住院，市主要領導要親自帶隊探望等等。“這些措施，不單單是對維權人員的關心支持，更是要凝聚強大的維權力量，為廣大農民工朋友筑起一道堅不可摧的保護城墻。”何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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